国际大都会是深港合作的目标模式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魏达志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引起了城市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全球市场的区域融合、产业组织的形态变迁、生产力的链状布局与商务流程的重新构建带来了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与整合，城市间的经济边界日益模糊，临近的中心城市共同成长为全球性特大型城市，或者通过中心城市核心体向周边城市的扩散使其互相融合、渗透、重叠而形成特大型城市的连绵区，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这种以全球性特大型城市为核心引领的区域或城市群，由于高度城市化带来的产业集聚与人口集中，以及由其产生的滚动发展能力、持续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不仅已经成为富可敌国的要素聚集区，而且成为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基本单位，成为世界各国新的经济增长极，因此打造这种国际性特大型城市与城市群就成为各国各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不同的经济时代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上，实行了宏观调控中先东后西、先南后北、先沿海后内地的逐步推进，章法有序。在改革开放３０年前半段，农村产业化领域率先出现了著名的三大模式，这就是民间自发型的温州民营经济模式，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型的苏南乡镇企业模式，还有珠三角外向型的前店后厂模式。这些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中国工业化初始时期的发展方式与路径，并且通过这些模式的扩散效应和区域政策逐步的全覆盖，从战略上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落后地区追赶先进地区与共同奔小康的问题。

  ３０年的后半段，我们开始关注到中心城市与城市群、都市圈这样的概念逐步普及，并上升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新的三大发展模式更加引人注目，这就是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与环渤海湾城市群的形成，粤港澳经济合作与深港国际大都会的向前推进和大珠三角城市群的崛起，浦东引领上海形成更大规模的国际化城市和长三角城市群的新发展。这些全新的发展模式和全新的发展格局，反映了中国经济已经登上新的台阶，中国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需要建设新的全球性特大型城市，并以其作为参与世界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基本单位，作为国家代表队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循环，从战略上解决追赶发达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

  不同阶段的发展模式，揭示了不同经济时代不同的模式特征。深港经济合作的目标模式，是在新的国际区域划分中形成新的城市组合、在城市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中形成新的特大型城市——深港国际大都会。建设深港国际大都会，其重大价值就在于有能力代表崛起的中国作为区域单位参与经济的全球化竞争，其本质意义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发展格局中重新崛起的需要与标志。

  “深港国际大都会”的战略构想已经提出

  香港作为亚洲的“东方明珠”，以１１０４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和７００万的人口规模，创造了让世人瞩目的经济总量与发展成就，香港毫无疑问地成为当今世界金融、航运、商贸和旅游的若干全球性区域中心之一。

  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内地经济的迅速崛起，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经贸主要通道，其城市空间狭小、创新优势不足、营商成本高企及周边区域竞争不断加剧等不利条件与不同的发展环境，已经成为继续保持过去那种一枝独秀、特别强势地位的制约因素。目前的香港，正力图通过科技、金融、商贸、旅游、服务等方面的创新，通过加大对外合作力度、寻求战略合作伙伴、扩大城市发展空间等方式，急切地寻求经济转型、产业提升和城市扩张的新路径，以不断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为此，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审时度势，于２００７年２月１日在其参选行政长官的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与深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世界级都会”，要求“建立双方紧密合作关系，尤其是在科技及金融方面”，希望“协调两地基建的兴建和使用，发挥最大协同效益”，并强调要“按先近后远和优势互补原则，推进与周边省区合作。”其战略意图和发展路径清晰而明确。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０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第三届特区政府的第一份施政报告，表明将在任内推动１０项重大基建工程上马，其中在跨界基建方面的合作有广深港高速铁路、港珠澳大桥、港深空港合作、港深共同开发河套等等。

  可见香港在为有效应对全球化、参与全球化、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在国家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找到了自身最恰当的角色定位，并迈出了扎实的新步伐。

  “深港国际大都会”建设是粤港澳合作的重要内容

  显然，香港要成为全球性特大型城市级别的国际大都会，并迅速超过目前与自身同等类型的新加坡等全球区域中心城市，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而深港经济一体化与粤港澳经济合作区等共同形成的大珠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要想达到上述目的只是一步之遥。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我国的超大型城市群，具有若干全国性和跨地区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拥有雄厚的科学技术、工业制造和文化教育的实力。城市群内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不仅城市化水平高，人口密度大、土地利用率高，具有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而且形成了域内产业结构互补性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具有不断创新和向高级化演进的能力，具有从空间上不断向外扩散和延伸的能力，具有强大的对内辐射和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能力。这既是粤港澳经济合作的基本前提，也是深港国际大都会建设的物质基础。

  我们关注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站在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提出了粤港澳经济合作，指出珠三角城市群要成为未来世界上举足轻重、影响巨大的城市群；我们关注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把握时代脉搏在２００７年提出要共同打造深港国际大都会；我们还关注到深港地区正在紧密协作并全力推进的深港创新圈，这三个不同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揭示的本质内容都是完全一致的：汪洋书记讲的粤港澳经济合作是打造大珠三角城市群并带动广东的全面发展；曾荫权讲的国际大都会是要打造这个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并使之成为全球性特大型城市；而深港创新圈则是这个未来大都会目前最好操作、最便推进、最具优势互补的主体内容，这完全是在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发展模式、共同的发展架构中展示的各个不同侧面。

  深港合作的目标模式体现 国家层面的战略利益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需要特大型的国际大都会，作为全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高地、资本积聚高地、人才荟萃高地和科技信息高地，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撰文指出的那样：“新的特大城市是世界经济的真正组织单位，他们产生大部分的财富，吸引大多数的人才，占有最大份额的创新。”

  新的经济时代呼唤新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日新月异的中国需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国家代表队，中国需要建立培育国家代表队的战略规划和制度安排，中国更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竞争力和制订规则的话语权，这是关系到国家层面战略利益的重大问题。

  深港要成为全球性特大型的国际大都会，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全球城市化和城市聚合化等全球性特大型城市形成的主导条件，通过将深港两个邻近的中心城市的有机组合，形成新的聚合优势和发展优势，实际上，香港加上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上海的两倍，已经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中的第一经济增长极核。

  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应当成为我国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问题，认识得越早，实践得越好，所赢得的战略性、制度性利益就越大。目前的深港合作，正从过去那种“民间、被动、单向、低端、局部、一元”的状态提升到“官方、主动、双向、高端、全面、多元”的全新状态，深港双方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深港双方将共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实现城市发展目标，并共同融入一个伟大的经济新时代。